试论纳税担保制度完善

王志敏（河北工程学院）


摘要：纳税担保是税收征管法中的一项新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足以影响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导致纳税担保制度在实践中的落空，这不仅仅影响了立法目的的实现，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型。

关键词：纳税担保、税收法律关系、性质、法律责任

纳税担保制度是民法的债权保障制度在税法中的引入，是现代各国税收立法上普遍采用的一项税收保障制度。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越来越倾向于将税看成一种公法上的债，因而将民事法律上与债有关的制度，尤其是债权保障方面的制度应用于税款征收中，担保制度就这样进入了我国税款征收制度中。我国在1993年发布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2条中就规定了纳税保证金制度。2001年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和2002年公布的实施细则用更多的法条规定了担保在税收征纳中的应用及相关制度，是税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辛勤工作的成果。是公法社会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对税款的征纳应当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制约了纳税担保制度的实施及其作用的发挥。

纳税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纳税担保制度的确立从理论上突破了原有公私法的界限，发展了我国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此前，我国税法理论界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传统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学者们认为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根据以上理论，税收法律关系被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征税权的行使与纳税义务的履行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这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然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借鉴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对税收本质的论述：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指出作为公法的税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于税法与私法本质上应为统一的。并进而提出“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而言，税法其实是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二次保护’，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 [1]。 甚至有人提出将契约精神融入中国税法是税法现代化的要求[2]。税收法律关系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表述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并认为其在一定层面上也应遵循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甚至有的学者提出税收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与其他民事活动中形成的不应当有所区别，因而主张取消在破产财产分配中税收的优先权[3]。

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表明立法者们对税法私法化或社会化趋势的认可，承认税收可以被当成一种债务，适用私法上的担保制度予以保障。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因而有处于平等地位的可能，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也将在一定范围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这种认识将会有助于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

其次，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上的新变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转换税务人员的旧思维模式，更好地维护纳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变化将带来他们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等化。早就有学者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认为税务人员存在严重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自我中心意识，缺乏征税的责任意识[4]。而且，我国目前税法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一直只强调对纳税主体的教育，而忽视了对征税主体严格依法用权的培养和教育[5]。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6]。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要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就必须使征税意识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2]。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税务人员存在上述的特权思想，总是把自己摆在高于纳税人的地位之上，没有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观念或很少考虑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观念和思维模式会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纳税担保的应用将会有助于税务人员这些不正确观念的改变。在因发生纳税担保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中，税务人员与纳税相对人有机会作为平等主体参加纳税法律关系。如果制度设计得当，纳税担保得到广泛应用，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措施将会退位于次要的税收保障措施，这种变化无疑会有助于税务机关权力意识的消减，与此同时，纳税相对人的维权意识也会不断提高。这既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三年的实践中担保制度并没有随法律的颁布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反地，却鲜闻纳税担保被运用于税款征收的案例。当然，这一方面与我国的税收征管的力度、税收的法治进程、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等有关。比如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2003年才公布《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纳税担保制度的规定不完善，未能明确纳税担保的性质，具体实施的制度规定有缺失，这些都增加了该制度实施的困难。

一，税收担保的性质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我国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税收担保，但对纳税担保的性质未予明确规定。纳税担保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他与之相关的具体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因而导致了纳税担保制度实施的整个落空。

纳税担保是行政措施还是民事行为本身在理论界就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担保是一项私法制度，代表性的如台湾学者陈敏，他认为税收担保合同本质上是一种私法契约[7]。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 ，维护纳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税务机关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民事救济形式实现税款的征收，而不享有超越担保债务人的特权，比如自力执行权，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来保障税款的及时入库，这将导致税款征收的低效率。因而有学者提出税收担保制度在形式上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从税法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公法对私法的借用，是公法私法化的一种表现[8]。俄滋（Goez）就提出私法规定类推适用于公法关系并非毫无限制。除关于财产请求权可类推适用，或公法上直接间接设有可类推适用之规定外，只有合于公法目的者才可类推适用[9]。还有不少学者干脆将纳税担保视为一项公法上的制度，认为其同样体现着国家意志并贯彻国家权力，如认为纳税担保是“税务机关对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应征税款不能得到有效保证或难以保证的情况，所采取的确保税收收入的措施”[1]。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并未明确纳税担保是一种行政措施还是民事行为，。《税收征管法》第40条规定：纳税担保人逾期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根据这一条似乎纳税担保为行政措施的一种。但是从《实施细则》第61、62条规定的纳税担保合同设立程序来看，又具有民事合同订立的特征。比如担保合同要经税务机关“同意”，而非“批准或认可”。在《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未明确规定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担保合同的内容的协商、合同的变更、解除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否可以类推适用适用民事法律，使得纳税担保的性质处于不定中，导致具体行为如何实施难以确认，税务机关或人员不得不回避或怠于使用纳税担保这种本来很好的预防税款流失的制度。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未明确纳税担保的性质还影响了低层次的立法活动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比如，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所制定的《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就存在一些由于纳税担保性质不明确而导致的问题。该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纳税担保，是指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经税务机关同意或确认，以本办法规定的方式，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第三人应缴纳或解缴的税款及滞纳金提供担保的法律行为。从该概念看纳税担保与民事担保并无太大差别。但是该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款则称：税务机关在要求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前，内部应先填写 《税务行政措施审批表》。该试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第三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纳税担保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对是否受理担保申请做出决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纳税担保在该试行办法的具体制度规定上却是被当成一种行政措施来建立的。税务机关作为公法权力主体在税收担保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程序中纳税人的地位与税收保全措施实施中的地位区别不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仅规定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保证人资格的认可权，试行办法却将纳税担保整个列入了需经批准的范围。而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因此，该试行办法的规定超出了《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在纳税担保中的权限规定，使纳税担保几乎成为纯公法上的继保全措施、强制措施的又一项行政措施。

纳税担保既是税法上的制度也应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既非明文规定，税务机关不能随便利用行政权力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担保性质的规定不完善，造成纳税担保制度不过成了税款征收中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无区别的又一种税务机关享有的行政权力而已。法律中关于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平等地位的规定在现有的具体法律规定下，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征管法》理应对相关制度予以明确的规定，从而有利于人们对纳税担保性质的判断，促进这项利国利民的好制度的实施。

二，相关的法律责任未设定，为税务人员怠于利用担保形式保障税款征收提供了方便。《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如何使用、解除、以及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对于税务人员怠于行使或者不当使用纳税担保给国家、纳税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却未予规定。虽然在《税收征管法》第82条规定了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责任。但是该条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由于担保措施使用不当造成税款流失或给纳税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情况。除此之外，《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这条规定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一权力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与民争利局面的产生，容易激化矛盾。如果税务人员能在纳税人发生经济困难时或之前积极、及时采取税收担保行动，税务机关就可以担保权人的面目出现，与纳税人的其他债权人不会产生直接的利害冲突，既保障了税款的征收，又不会激化与其他债权人的矛盾。但是，由于《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怠于行使纳税担保的法律责任，导致一部分税务人员回避纳税担保，而寄希望通过优先权的行使保障税款的征收。还有，因为现在纳税担保很少被使用，所以由于纳税担保使用不当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案例基本没有，但这不等于将来也会没有。对于不属于应当提供纳税担保或者不及时解除担保合同，从而给纳税人造成了损失的，难道税务机关不应比照民事规定给予赔偿吗？为提高税务人员应用纳税担保保障税款征收的意识，使担保进入税收征收程序中的立法目的得到实现，必须对纳税担保的使用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否则税务机关会从使用简便、费用少的角度出发，宁可从税源丰富的大户上满足税收收入计划做为替补或直接采取保全措施和强制措施来保障税款的征收，而舍弃程序规定不明确，又无责任制度对不行使进行制约的担保。

三，为充分发挥纳税担保的作用，应扩大其使用范围。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未结清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发生纳税争议欲申请复议又未缴纳税款的，以上三种情况纳税人应提供担保。但是为更全面地保障税款的征收，预防国家税款的流失，第31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情况也应包括在可以设置纳税担保的范围内。理由如下：

1根据实施细则第41条，所谓特殊困难是指遇上不可抗力导致较大损失或现金周转困难。而这些都应不会影响纳税人提供担保的能力。担保人可以提供设备、土地使用权或经营用房产等做抵押，商标等无形财产做质押。这些担保措施既不会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又能使税款在纳税人情况好转后及时得到缴纳。
2如果不设置担保，由于在欠税的审核方面法制的不完备，一方面，在税务机关未明真相或未及时发现的情况下，有的纳税人会利用此理由来拖延时间，为他们偷逃税款或长期占用本应入库的税款谋取私利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有的税务机关为完成每年的税收任务就利用此条规定，和纳税人暗通勾结，故意延缓税收入库时间。如根据最新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云南省安宁市国税局在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存款余额超过8亿元的情况下，将其2002年应纳税款1．53亿元，延迟到2003年征收入库。湖南省湘潭市国税局岳塘分局在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底货币资金达3亿多元的情况下，未将其增值税欠税4500万元征收入库[10]。
除上以外，在纳税人发生特殊困难而欠税时不设置担保，还会增加应收税款的风险。如果纳税人在延缓缴纳税款的期限内不但未能恢复实力，反而走向破产的边缘，税款就有可能流失。当然，纳税人破产了，根据征管法第45条税务机关可以主张优先权，但这时行政机关完全是以国家权力机关的面目出现，行使特权，容易造成国家与民争利的局面，导致对立情绪。如果税务机关是以担保权人的身份出现就会完全不同。

纳税担保受到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11]。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主要是对税务机关权力的制约。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税务机关不能直接要求依法缓缴税款的纳税人提供担保。所以建议在下次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修改时增加这一纳税担保适用情况。

税收征管法第一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保障国家税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的。“保障国家税收”是第一位的，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税务机关必须考虑的。纳税担保的广泛应用既可以保障国家税收的及时入库，又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行政权力的行使，加大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最终影响和改变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的思维习惯，使其向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方向发展。审计署最近发布的审计公告称，在经济欠发达的内蒙古、江西、四川等地区，税务机关为完成税收计划征收“过头税”10．02亿元[10]。这跟税务机关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纳税人依然存在严重的被奴役性有很大关系。《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纳税担保，在实践中却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这不仅仅是立法目的没有得到实现的问题，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不利于依法治税的贯彻执行，更会影响到依法治国的方略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闫文超、刘一宇：《纳税担保制度评述》源自http://www.chinalawedu.com
2李 刚：《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源自http://www.law-lib.com
3刘汉江：《用税法理论分析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与破产债权分配顺序的不合理性》源自http://www.law-lib.com
4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5刘建文：《财税法学》，刘建文主编，第312-313页，2004年第一版
6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
7陈敏：《租税法之提供担保》，（台）《政大法学评论》第52期，第202页。　
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新探

作者：徐卫


摘 要

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是信托法中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信托制度的具体构建，也关系到信托受益人的法律保障程度与效果。然而，这一重大问题在理论界却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没有从深层角度进行思考，在方法论上存在不足。从信托本质及其机制运作、物权理论的真正内涵及其变化发展来看，信托受益权应定位于物权，并且是传统物权不能包容的新型特殊物权。我国信托法在具体制度构造上债权性因素明显，这种构造不具有逻辑性和妥当性。

　　关键词：信托受益人;信托受益权;信托;新型特殊物权



　　一、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定位分歧

　　(一)观点分歧

　　信托受益权是指受益人在信托中享受信托利益的权利。目前，学术界对信托受益权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其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观点上。

　　一种观点认为，信托受益权是兼具债权和物权性质的复合性权利。例如，日本学者四宫和夫指出，受益人拥有对信托财产的支付请求权即债权，除此之外，还拥有对信托财产的物权性权利，所谓物权性权利，并不是从外部去限制完整权利的限制物权，而是内在于信托财产的目的性限制所形成的特殊形态。因此，基本上来说，受益权是对信托财产的债权，但同时也是对信托财产的一种物权性权利(四宫和夫，平成6年)。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定位于债权如李锡鹤教授指出:“受益权是受领和请求受托人的特定行为的权利，属于债权;所含监督、异议、知情、撤销等权能，均不得直接对标的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为债权之救济权利，派生权利，属于债权之权能(李锡鹤，2005)。”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信托受益权属于一种独立的新权利。例如，周小明博士指出:“信托构造既具有物权关系的内容，又具有债权关系的内容，还具有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所不能涵盖的内容(比如信托财产独立性、委托人和受益人的监督权及其查阅知情权等)，……必须承认信托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权利组合，其子系统——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也是如此(周小明，1997)。”

　　(二)本文的评判

　　以上三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信托受益权性质认识的主要观点，很具有代表性，然而这几种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种观点对财产权的性质定位并不可取。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权利同时具有债权性和物权性的某些内容或效力，就做出其兼具债权和物权的中庸判断。实际上，(一些)债权具有物权性因素，反过来，一些物权也具有债权性因素。①但理论上并不妨碍将其认定为债权或物权。

　　对此，孟勤国教授精辟指出:物权与债权在现实生活中的区别通常是确定的、清晰的。有似此而彼的现象，不等于此与彼之间再无分界，只是人们不够深入或有所偏差。以租赁权为例，租赁权的物权化一直被公认是物权和债权趋于合流的典型。但其实租赁权本身就是一种物权，租赁权能使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而且在租赁期内能排除出租人对租赁物的干预。这里早就包含了物权的一切要素。因此将租赁权看作是债权，并加以债权物权化，实际上混淆了权利产生的原因和权利本身之间的区别(孟勤国，2002)。

　　第二种观点以给付请求权作为债权定位的理由并不充分。虽然信托利益不能自动归人受益人而须通过向受托人请求方能实现。但信托本来是依据受托人管理财产的机制，如果受益人可对正常管理下的信托财产行使物权，受托人就无法进行管理。所以，受益人享有的种种权利仅具有消极性质，主要在于确定受托人未违反其职务。其权利的核心是如何防止受托人的不当行为，这才是信托受益权的主导方面。至于受益人的给付请求权只是实现其利益的方式，它是受益人与受托人在信托内部产生的一种特殊关系，不是受益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

　　我们不能从内部关系对权利性质进行定性，而应从外部关系进行定性。

　　第三种观点虽较为灵活，但债权物权二分模式是民法理论和体系构架的基本点。我们不应轻易回避它。对此，柳经纬教授形象地指出:“物权与债权的二分是应当坚持的，不能因为有混合性权利的出现就否定二分法，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两性人的存在就否定男人和女人的划分，或因手机和电脑功能集为一体的通讯工具的出现就否认电脑和手机的区分一样。”②因此，在一种新的权利出现时，应尽可能将其纳入债权或物权体系之中，而不是简单地用新权利来解决。否则，任何一种新的权利都可能轻易逸于债权或物权之外。果真如此，债权物权二分模式将会被彻底瓦解。

　　二、从内在视角与现实性根据看信托受益权的性质定位

　　在论证本题之前，有必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或物权定位是否有意义?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③我们则持相反立场。理由是:信托法属于民事特别法，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规范所有的内容，肯定有一些内容尚未规范，对于尚未规定的问题自然需要依据民法的规定和法理进行解决。由于大陆法系民法是以物权债权二分进行构建的，为此，就需要首先明确它是物权还是债权。以信托受益权的诉讼时效为例，各国信托法对此都没有加以明确规定，这就需要根据民法的规定和法理进行解决，而在民法中，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同债权请求权有所不同，解决此问题，明确它是债权还是物权显然甚为关键。另外，信托违反的损害赔偿问题也没有进行全面的规范，在受益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究竟适用侵权损害赔偿救济还是违约救济也有疑问。由于大陆法系对侵权行为是否包括债权一直存在争议，信托受益权是债权还是物权对受益人能否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也至为关键。可见，划分债权或物权具有实践上的意义。退一步讲，即使信托法对所有内容都进行了规范，将其划分为债权或物权也具有维护民法法系物权和债权二分的理论意义。毕竟，“在大陆法系乃英美法系的现在乃至将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区分物权和债权仍然是主流，二者的界线在总体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既然信托受益权的债权与物权划分具有实际意义，那么对信托受益权如何定位呢?我们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定位于物权。

　　(一)内在视角的分析

　　内在视角的分析，即从信托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内在层面来考察信托受益权定位物权的法理逻辑。现论述如下。

　　内在视角之一。从英美信托法的产生来看，信托法的实质就是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的并存和制约。所以，大陆法系引进信托法后，为了说明信托制度的特质，学者往往采取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所有权的区分理论，即认为受托人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受益人拥有实质上的所有权。尽管这种区分理论很难融人大陆法系所有权体系之中，但不难看出，其意图乃在于最大限度接近英美信托法的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的法律设计，以便给予受益人不同于债权性质的保护，从实质上贴近“正宗”信托法。显然，若承认受益权是债权，不仅与学者上述目的不符，也与信托实质相差甚远。虽然大陆法系所有权概念的绝对性和一物一权原则使立法赋予受益人信托财产所有权不现实，但赋予其他物权则完全可行。这种物权虽然不是所有权，但与债权相比，无疑较为接近信托的实质。

　　内在视角之二。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法的一项基本原则。④它使信托财产成为具有主体化性格的财产，从而不仅导致信托财产的非继承性、破产财团的排除、强制执行的禁止、抵消的禁止、混同的禁止等一系列直接法律后果，而且还使信托财产表现出鲜明的同一性和代位性等特征。同一性是指“在受托人将信托财产换成其他财产，受益人的利益与受托人的义务就转移到交换后的新财产上(乌戈.马太，2005)。”即信托财产因管理、处分所产生的收益视为信托财产。代位性是指信托财产因受托人的管理、处分、灭失、毁损或者其他事由的发生而得以改变的各种形态物都属于信托财产。其中，同一性犹如所有物之孳息，代位性类似于抵押权的代位性。这种同一性和代位性使受益人基于信托财产的信托利益权利显然不能通过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债权模式来构设和解释，因为，受益人对受托人的债权无法随着信托财产形态的变动和量的变动而变动。相反，物权则不存在上述障碍，因此，将信托受益权定位于物权能与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保持一致。

　内在视角之三。信托是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为基本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其中，在重视强者和弱者区分的现代法制社会中(四宫和夫，1995)信托受益人显然归于弱者的行列:一方面，信托受益人不是信托契约的订立者，其利益的确定等完全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确定;另一方面，受托人现在都是专业性信托公司。为了不让法院过多干涉和受益人为帽子掉地之类小事起诉，他们往往控制信托文件的起草，并采用各种技术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劳伦斯.M.弗里德曼，1994)。既然受益人处于弱势地位，为保护弱者，一定要有倾斜制度来进行支持和保障。当然，在“今天，对于以其是社会‘弱者’为由而对其进行特别保护，不仅会遭到‘强者’，也会遭到‘弱者’的反对。但是，为了在市场这个环境下使游戏能够成为游戏，很有必要在当事人之间设立进行游戏的前提——那就是公平的进行游戏。……因此，先补足‘弱者’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再开始游戏——这也是可以充分考虑的方略(大村敦志，2004)”。而对受益人这种弱者来讲，其权利的物权定位显然是补足的最佳策略。毕竟，物权使信托财产及利益的追及“不仅仅可以用于追及辗转流入他人之手的可辨认的同一物体，而且可以追踪包含在连续的投资变化之中的已经转化为各种特定客体的同一基金，无论它仍在原受托人手中或已流转到其他人手中，如推定受托人或其他人(劳森、拉登，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