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诉引导取证”制度的创设与完善

张连华


内容提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庭审方式的改革，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愈显突出，公安、检察机关则成为事实上的控方。对犯罪指控的成败将由公安、检察机关共同承担，法院作出的任何判决都决定着公安、检察机关的工作成效。因而，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只有通过双方相互依存并经常性地发生影响，形成合力，才能使整个司法体制充满活力。而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就是双方合作的模式之一，在刑诉理论界也是一个有待探索和研究的新课题。
关键词：公诉机关 公安机关 自侦机关 引导取证 介入模式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今年最高检察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各级检察院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前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当然，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理论中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其建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待论证。本文就建立以及完善检察引导取证机制的必要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与方家。
一、公诉引导取证制度的涵义
公诉引导取证，细言之就是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指检察机关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公诉质量，及时、全面、合法地获取指控犯罪所必需的证据，而采取法律规定的诉讼手段，加强与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的配合，引导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从而确保公诉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诉引导取证符合刑事诉讼任务的要求，是由刑事诉讼的任务、目的决定的。①任务的相同性，促使公安、检察机关必须着力于配合。刑事诉讼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共同担负着这一任务，只是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处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公安机关以发现、收集、固定证据为主，检察机关以审查、鉴别、运用证据为主，查明案件事实，就是要查明犯罪的动机、手段、过程、后果等一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来展现。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定罪的关键。正确适用法律是为了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起公诉，以利法庭适度量刑。②侦查权与公诉权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诉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是从查清犯罪事实和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为追诉犯罪提供事实依据。而公诉权的行使，是从指控犯罪、追诉犯罪的角度，运用证据，促使追诉犯罪的实施，保证检控成功。因此，公安、检察机关必须在诉讼证据的收集上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公诉引导侦查正是公安、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的切入点。
1、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取证
引导侦查取证，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通过对捕前、捕中、捕后三个环节上侦查活动的引导，为案件的起诉做好准备，真正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从侦到诉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助于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改变实践中出现的侦、控、审三方在证据认识上的不协调，检察机关夹在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局面。通过“引导”而不是“指挥”侦查，既借鉴了国外检警一体化的长处，又不是越权代办，包揽一切，保证了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依法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能够切实防止片面追诉犯罪，轻视保障人权现象的发生。
2、对自侦机关的引导取证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机制是今年高检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但是，许多检察机关在试行公诉引导侦查时，对公诉引导侦查的范围作了狭隘的理解，只注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引导取证工作，而忽视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忽视了对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的引导工作，从而影响了自侦案件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削弱的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自侦机关尽管处于同一个级别层面上，但公诉机关对自侦机关的引导取证也必不可少，也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才能更好的打击犯罪。
二、现行侦诉分离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司法实践看,在没有提出检察引导侦查取证这个司法理念之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的是提前介入,这种提前介入活动一般是由批捕部门承担为主,起诉部门参与提前介入。
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受侦诉阶段明确划分的影响，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忽略了侦查工作对指控犯罪的作用；公诉工作就是法庭上指控犯罪，忽略了如何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种“提前介入”的方式仍然没有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两方面的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难以适应指控犯罪的需要
侦查作为审查起诉前的一个独立阶段，远离法庭审判活动，侦查人员虽拥有侦查权，承担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却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上，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
（二）难以适应诉讼活动动态发展的需要。
由于侦查机关远离法庭，对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尤其是对控辩双方质证的过程缺乏直观、深入的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官最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规格、标准等缺乏足够的了解。
（三）难以适应二审、再审的需要。
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一本案卷，同一个事实，一审的检察人员阅卷、查证、研究相关法律批捕后，到起诉环节，二审的检察人员还要再次重复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材料在批捕环节复印了到起诉环节还要再印，同样的证人在批捕环节问了后，到起诉环节还要再问…，这一系列的重复劳动贻误了诉讼时间和战机，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笔者认为，满足于对侦诉分离制度的修修补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高检院提出的公诉引导侦查方案，一方面吸收了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又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参与侦查活动，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防止证据的毁灭。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和控制，强调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尤其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所以，公诉引导侦查是适应了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应当设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制度上完善侦查与公诉的协调工作。
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理论与法律基础
1、国外刑事诉讼的经验与做法
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而公诉引导取证制度就是节约司法资源，追求司法资源效益最大化的一项制度。
纵观国外的司法和刑事诉讼制度,一般来说,各国的检察机关都有侦查权,只是程度不同。如日本和英国对于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做法。重要的侦查取证问题，主诉检察官应当直接参与。③在对某些复杂、争议大、影响大的案件准备庭审时，主诉检察官也需要主持或参与某些调查、询问，以熟悉案情和证人，防止庭上意外情况的发生。
我们认为,日本、英国的做法尽管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可以汲取他们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拓展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
2、法律基础
（1）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实际上，这就确定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决定权,这项权力是“侦查指挥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这里的“可以”实际上是赋予检察院享有可以引导取证的权力，也可以说是一项法定的权力。
（3）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寰宇中.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4）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厅、审查起诉厅与公安耶刑事侦查局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检察机关批南部门、起诉部门加强工作联系的通知》一文,主要就检察机关的批捕、起诉部门提前介入案件的侦查活动问题作出规定。
四、构建引导侦查取证制度的内容
1、模式。在现有的捕诉分离的检察体制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实行“公诉为主,批捕为辅”的模式。“公诉为主,批捕为辅”，是指引导案件的侦查,主张让公诉部门负责案件的侦查引导活动,由批捕部门予以配合、协助。这样一来，就改变了以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以批捕为主的传统习惯。
2、引导侦查的案件范围与内容
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并非所有的案件侦查活动都需要检察引导。否则难以发挥司法资源的集中优势,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笔者认为,下列案件适用检察引导侦查：（1）杀人、重大恶性抢劫、绑架、强奸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公司、企业人员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3）重大涉税犯罪案件；（4）有关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案件；（5）外国人犯罪案件；（6）在社会上有较大影晌的案件；（7）对定性处理公检双方认识有分歧、性质难以确定的案件。（8）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引导侦查取证的其他犯罪案件。
在引导的内容上也应有所侧重。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在于“取证”，而不是所有侦查活动。侦查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专门调查工作中的收集证据工作。公诉人员的优势在于其对证据标准的把握以及审查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而侦查人员的优势是侦查谋略、侦查技术和技能。因此，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按照公诉的要求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和保全证据，这是引导侦查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帮助自侦部门确定侦查方向、监督其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3、引导侦查取证的介入时间
引导侦查取证的目的是为了出庭公诉工作的顺利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引导侦查工作应当在案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进行侦查时，到提起公诉前为止。
4、引导侦查取证的介入方式
公诉引导自侦案件的侦查，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提前介入，即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二是退回补充侦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提前介入。提前介入侦查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通过提前了解案情，熟悉证据，为审查起诉作好准备；二是通过参与现场勘验，共同讨论案件，对侦查机关提出继续侦查和取证的建议；三是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而退回补充侦查的任务则主要是提出补充侦查提纲，监督自侦部门及时调查落实。介入方式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的协调关系，因此形式应当灵活多样。
5、引导侦查取证的效果要求
（1） 初步证据原则
就是引导侦查机关获取初步的证据，或者说是主要的证据，那么检察机关的引导任务就结束。
（2） 针对取证原则
对于某一类案件的证据要求，或者说诉讼要求，检察机关是最清楚的，那么对哪些事实要取证，哪些事实不需要取证，检察机关有针对性的引导侦查机关进行取证。
（3） 完全证据原则
对“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理论思考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一、“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提出

（一）“第三者”概念的分析
笔者认为，所谓“第三者”，是指自愿与合法婚姻中配偶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
首先，“第三者”介入的是合法婚姻关系。
合法的婚姻关系的建立是配偶关系形成的前提。合法婚姻的成立须具备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即须当事人合意，达法定婚龄，不具备禁止结婚条件以及采取法律确认的婚姻取得国家或社会承认的方式。
其次。“第三者”是自愿与配偶一方发生婚外性关系的人。
“第三者”须出于自愿。如果有配偶的人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强迫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那么该人不是“第三者”。
“第三者”须与配偶一方发生了婚外性关系。这就排除了精神恋爱。精神恋爱，是指男女双方由于精神上的互相需求，以交谈、通信等方式保持联系，在意识上达成爱的共鸣，但未发生性行为或不准备发生性行为的一种纯精神上的恋爱。法律不调整纯粹的精神关系。
再次，“第三者”与同其有婚外性关系的配偶一方不以是异性为限。
也就是说，同性恋者也可成为“第三者”。无论同性恋是先天的、本能的还是个别后天环境造成的，无论我们的道德和意识是否接受它，我们都不能否认，同性恋作为社会现象是存在的，同性恋者作为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因此，与配偶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第三者”不以异性为限。
（二）“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主张及理由
“第三者民事责任论”主张用法律来惩罚“第三者”，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责任，要求“第三者”赔偿对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的精神痛苦。
理由主要是认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侵犯了夫妻一方的配偶权。
配偶权为“合法夫妻间互为配偶关系的基本身份权，权利人享有专属支配其身份利益的权利，对方及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1]
侵害配偶权的违法行为就是以通奸、姘居、重婚的方式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受到损害 ，而违反配偶权保护法律的行为。[2]“第三者”插足的行为使合法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使配偶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害，破坏了配偶身份的纯正和感情的专一，给无过错配偶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甚至对生活绝望，走上绝路。

二、“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理论上的批判

（三）“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民法原理批判
配偶权不能够成为追究“第三者”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1、这是由配偶权的性质决定的
配偶权的性质是相对权。即配偶权是配偶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权利，有特定的相对人。
第一，配偶权不是配偶双方的对世权。
因为，“主体的联合并不能成为主体。”[3]虽然配偶双方都享有配偶权，但不能推论配偶双方共享一个配偶权。任何具体的或者说现实的配偶权，其权利主体只能是配偶一方，不能是配偶双方。
配偶权是对传统法律的夫权的否定，是夫妻平等权，是一种平等身份权。具体来说，是配偶一方因配偶身份而享有的在婚姻关系中和相对方地位平等的权利。夫妻之间如果在婚姻关系中存在任何人格上的不平等，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配偶权。夫妻平等权是人权在婚姻关系中的表现，是人权的婚姻形式。
第二，配偶权也不是配偶一方的对世权。
配偶权存在于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表现为夫妻平等。法律对配偶权的保障就是确认配偶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否则就是侵犯配偶权，受害方可请求法律救济。法律对配偶权的救济仅仅是禁止一方把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没有任何其他内容。任何要求确认平等地位以外的救济，都超出了配偶权的效力，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三，配偶权的效力不能及于“第三者”。
配偶权的效力是否及于“第三者”的问题，就是“第三者”是否侵犯配偶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是否有必要将某些间接损害配偶权的行为规定为间接侵权，或者说，某些间接损害配偶权的行为是否有必要从道德领域进入法律领域。
如果法律将某些间接损害配偶权的行为规定为间接侵权，配偶权仍然有特定的相对人，第三人只可能间接侵权，不可能直接侵权。因此，从根本上说，配偶权仍然是对人的，不是对世的，应为相对权。
2、这是由配偶权的内容决定的
配偶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第三者”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对整个配偶权的侵犯。
关于“第三者”侵权责任的客体应具体定位于哪项或哪些权利，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第三者”的行为侵犯了配偶一方的同居权；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者”的行为导致了配偶一方贞操义务的违反。但笔者认为，无论同居权还是贞操请求权均无法诠释“第三者”责任。
同居权，是指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夫妻性生活等重要方面。[4]同居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应的，对夫妻课以同居义务是为了实现配偶另一方的同居权利。“第三者”非配偶一方，既不享有同居权利，也不负有同居义务。将“第三者”作为被告，而其本身并无同居义务，又如何能以此为据认定“第三者”的侵权责任呢？由同居义务而衍生出“第三者”的责任根本无法谈起。
贞操请求权，是配偶一方要求另一方忠实的权利，亦即另一方必须承担贞操义务。[5]当“第三者”与配偶一方发生婚外性关系时，如果“第三者”未婚，对“第三者”来说，自不属婚外性行为，谈何失贞；即使“第三者”已婚，也只是对自己配偶方未尽贞操义务，不能成为侵害他人婚姻家庭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贞操请求权与同居权一样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只有配偶双方才有此义务。“第三者”在此问题上与任何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一样，并非是义务的主体。民事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是以违反其法律义务为前提。既然“第三者”不负有贞操义务，那么以此作为“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也就不存在。其实，贞操义务的目标，即保持配偶身份的纯正和感情的专一，这只是一种道德义务，各人的评判标准不一，并不适合法律调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配偶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其不能作为“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二）“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法哲学批判
1、法律不是推行全部道德的强制工具
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6]社会有权利对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但是它并没有权利在所有的情况下使用法律武器去强制实行它的道德判断。法律干预道德，强制实施道德，是应当有一个界限的。我们应当如何来确定这一界限呢？
笔者认为，在道德领域应划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公共道德是那些对任何社会的存在都是不可缺少的限制和禁令，如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暴力等；私人道德则非属于维系社会存在所必需的部分，如有关私生活领域、情感领域的道德。法律的触角边际应止步于私人道德领域。
这是因为，私人道德观念的变化，并不必然威胁社会的生存，这方面的“越轨”行为不可能瓦解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偏离夫妻忠实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夫妻忠实这个道德法典的改变。我们不能断言任何道德的变化都会危害社会的存在，正如我们不能断言一个人的出生或死亡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一样。
规定配偶权，无疑是法律将触角伸入人们心中的天秤、自律规则甚至情感世界，以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序良俗的轨道。法律超越了其不应超越的道德底线，成为了强制推行个人道德的工具。那么我们的私法，是可以张扬个人权利、个人价值、体现个人本位、重私权的，还是多禁忌、多教化的？我们的社会是否浮躁、丑恶到了要用法律来约束良心、感情，强制由爱而生的忠诚的时候？
2、法律不能强制由爱而生的忠诚
婚姻是以感情为伦理实体的，虽然法律所要调整的是权利义务，而不是人类的情感，但夫妻忠实义务毕竟不能脱离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
婚姻是个人的社会行为，它应该属于个人生活的范畴。调整婚姻关系的婚姻法属于私法，私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私法自治”，即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应该由个人去自由地创设，法律只有在当事人就其矛盾不能自行解决时才出面予以解决，国家权力是不会主动介入的。
笔者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婚姻法的主张，就是在企图用国家的权力去为个人设定权利义务模式。夫妻之间的忠诚说到底是属于情感领域的内容，情感问题又恰恰是人最难把握的，我们又如何能用法律手段去加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