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人是否还应当向旅客赔偿

张立明


案情：1993年4月20日原告王某在清河门车站持职工通勤票乘坐581次旅客列车时，因该车下车旅客与本车车上旅客发生口角，列车启动后，下车旅客向车上扔石头，击中原告头部，当日，原告被送往阜新市中心医院，被诊断其头外伤头皮裂伤、轻微脑振荡，住院治疗，原告于1995年2月18日出院 。1995年11月21日，原、被告间达成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事故委员会研究决定，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给原告医疗费3500元，无论今后发生任何问题，铁路概不负责。原告领取了医疗费3500元，而后，对协议反悔，要求被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而被拒绝。1994年12月29日至2000年11月19日期间，原告多次到被告上级主管部门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赔偿其损失，但均以原告所受伤害事故已作处理和其领取了赔偿款为由被拒绝。 因此，原告于2000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收入等损失。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已经达成了协议且已履行完毕，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虽然已经达成了协议且已履行，但旅客意外伤害存在两种赔偿法律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只是保险责任赔偿，对原告要求铁路损害责任赔偿的诉讼请求应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理由如下：
一、旅客意外伤害赔偿的依据。
1、旅客意外伤害赔偿系平等主体之间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3、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七条规定，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之意外事故，受到伤害须治疗者，由保险公司按实际情况给付医疗津贴，其数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第八条规定，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到伤害，以致死亡、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除依照第七条之规定给付医疗津贴外，另由保险公司依照下列规定给付保险金：（以下死亡、伤残给付标准略）
4、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为人民币40000元。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第的规定。1994年9月1日以后的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国务院批准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
从赔偿的法律依据看，如果属于保险范围内旅客伤亡，其赔偿的法律关系是保险合同关系，其法律依据是《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赔偿范围只有医疗津贴和死亡、伤残赔偿金。如果是铁路责任造成旅客伤亡的，其赔偿的法律关系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其法律依据是客运法规和民法通则，赔偿的范围有：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必要的交通费；伤残后的生活补助费；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护理费和营养费。只要伤亡不是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就应当赔偿。
对于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客运规章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按照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因铁路运营过程中发生的旅客人身伤害赔偿数额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二、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
铁路旅客运输关系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承运人有义务保障原告旅行安全。对旅客造成人身伤害的，虽然其赔偿的法律依然是合同法的规定，但在确定具体赔偿额时却要引用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对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实行强制保险。旅客依照本条的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旅客意外伤害险，其手续由铁路代办，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赔付。1959年由于撤销了保险公司，这项业务就归铁路运输企业来承办，铁路承运人在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应按这个条例的规定，确定保险范围，依法给予保险赔偿，承担保险责任。旅客并非单独专门投保，而是在购买车票时，票款法定分为两部分，其中98%是承运人收取旅客的运输费、2%是旅客人身保险费，强制保险采取的是标准格式合同形式，旅客只要购买车票就接受了保险合同的条款，自动产生保险法律关系。
原告在购买车票时，原、被告间即形成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同时，还自动存在着强制保险法律关系，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原告享有发生意外人身伤害时得到保险赔偿的权利，旅客只须向保险单位索赔即可得到赔偿，旅客在获得保险赔偿金后仍可以以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索赔请求。
在处理旅客人身伤害事故中，许多人将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混为一谈，不管什么事故，都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赔偿，把铁路旅客强制保险的保险费同运输收入混在一起，使赔偿款项支出不清，是当前未能正确对待两种责任的主要原因。如果将旅客伤亡的赔偿统统视为保险赔偿，显然不合理。旅客在受到意外人身伤害后可以得到保险赔偿，而且有权以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索赔请求。在处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索赔纠纷案件中，事故处理部门及审判机关对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存在着认识错误，往往只给付受害人保险责任赔偿，不给付铁路损害责任赔偿，是不能正确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个误区。以前，没有明确规定铁路损害责任赔偿及赔偿数额，为及时解决纠纷、防止纠缠不休，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000元。赔偿范围仍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同时，第六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给付赔偿金，不影响旅客按照国家有关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规定获取保险金。从该条更能看出旅客伤害赔偿分铁路损害责任赔偿和保险责任赔偿两种赔偿法律关系
1995年11月21日，本案原、被告双方就原告所受人身伤害，依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签订的“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明确说明是 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给原告的医疗费3500元，该款是原告以保险合同为基础，在保险期限、保险范围内得到的3500元医疗费，属保险责任赔偿。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合法有效，给付医疗费的意思表示真实，医疗费用已经清算完毕，不能重复赔偿。该协议只是对保险责任赔偿的处理完毕。不能因原告得到保险赔偿后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因人身伤害住院而减少的误工收入等，原告所受伤害虽不是因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不可抗力和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被告对第三人所致原告伤害有先予赔偿的义务。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有权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原告对处理结果不满，多次向被告的上级信访部问上访，并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视为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原告在诉讼时中断后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原告的合理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劫持汽车罪

滑力加 云立平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某大学学生。2003年11月3日因涉嫌劫持汽车罪被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4日被取保候审。
2003年11月2日23时许，刘某在和同学喝酒聚会中时,说是要去呼市西郊的金川开发区会女朋友,提前离席。约23时30分许，刘某行至呼市哲里木北路，看见一辆大货车过来,就伸手将车拦住，刘某从车右侧进入驾驶室。此车上驾驶室为两排，前排有二人,后排座上还有一人在休息。刘上车后，让司机李某把他拉到金川开发区路口，说要见其女朋友。司机李某说车是往东行，不去金川，并让刘某下车。刘某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对李某说：“你们只要老老实实送我去金川，我就不伤害你们。”
司机李某向前开了约50米，该车货主李某开面包车将货车拦住。司机李某乘机下车，并要拔下车钥匙，刘某不让拔。司机李某下车后，刘某又让坐在一旁的陈某开车。陈某说自己不会开车，并也下了车。坐在后面休息的吴某也乘机下了车。货主李某再次让刘某下车。刘某独自坐在车上，不下来。货主李某见状，就给“110”打电话。不一会儿，警方来人，将刘某带到公安机关。
在公安机关，刘某说自己就是想搭车会女朋友,因为酒后失去理智才干出这事。
同年11月3日，刘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认为刘某犯罪情节较轻，无逮捕必要。公安机关遂于同年11月24日将刘某取保候审。今年11月，刘某取保候审期满一年。公安机关再次将此案提交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由于劫持汽车罪这一新罪名自公布以来，在呼市地区是头一起，为慎重起见，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意见分歧：
对此案的定性，检委会成员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和有关法理及学理解释：劫持汽车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汽车的行为。本罪属于行为犯，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什么目的，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行为人只要故意实施了劫持汽车的行为，就构成本罪。
刘某持刀将汽车劫持，完全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但情节轻微,无逮捕必要。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应以犯罪论。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其理由是：从表面上看，刘某的行为是符合劫持汽车罪的犯罪特征。但从本案看，刘某一开始的目的是想搭车去会女友，并没有劫持汽车的故意。但当其上车后，要求司机送他去金川路口。当司机告诉刘某，自己的车不去金川，而是向东走，并让刘某下车。此时刘某酒后丧失理智，拿出防身用的水果刀逼司机改变行车方向去金川。这时刘某的行为性质无疑发生了变化，有向劫持汽车行为的方面转化。
但这一转化是否就构成了犯罪？这是本案的关键。
如果单从《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文上看，刘某的行为仿佛可以对号入座，定为劫持汽车罪。但我们在定罪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我国《刑法》是分为总则和分则两个体系。刑法分则规定了每一种犯罪的罪名、罪状、量刑标准；而刑法总则则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一般原则和原理。这些规范是解决具体定罪量刑问题的标准。
就以本案来分析，这个不大的案子为什么会拖了一年还没有解决，其中原由不正是因为执法机关一方面看到刘某的行为符合劫持汽车罪的“罪状特征”，一方面又考虑到刘某的社会危害性同该罪五年以上的刑罚处罚不相适应吗？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即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这三个特征，构成了犯罪的实质。
我们先从犯罪的三特征来分析刘某的行为是否是犯罪。
不难看出，首先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刘某虽然拿出刀威胁司机李某改变行车方向，让司机将自己带到金川。但当司机李某不服从，从车上下来时，刘某并没有对其真正实施暴力。刘某接着让陈某开车，陈以不会开车为由，不但拒绝，而且也象李某一样离开汽车。接着车上第三人吴某也离开了汽车。对于这三人相继离开汽车的行为，刘某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自己一个人呆在汽车上不下来。刘某手上虽然拿着刀，一上车，嘴里就声称“你们只要老老实实送我去金川，我就不伤害你们。”可当这三人都“不老实”时，刘某并没有对他们实施任何暴力。
这一事实说明刘某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大。
某一行为之所以规定为犯罪，就是因为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说，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刘某持刀威胁司机的行为显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刑法和刑法学理论告诉我们：我国刑法犯罪特征中的社会危害性是质与量的统一。也说是说不是凡具有社会危害性就是犯罪，而是其危害性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极端危害性。
《刑法》第十三条犯罪定义中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是对社会危害性的量的特征的规定，并由此划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
从犯罪的危害性来看，刘某的行为显然达不到犯罪所要求的那种极端社会危害性，而恰恰符合犯罪定义中但书中所说——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再从我国刑法三个基本原则来看，其中之一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现以刑法中的抢劫罪和劫持汽车罪相比较，《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对劫持汽车罪的量刑起点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而《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量刑起点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假设刘某拦车后对车内人员进行抢劫，其罪名就是抢劫罪，量刑起点应在三年以上。如果抢劫未遂，还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间量刑。现刘某只是持刀让司机将其送到不足十公里远的地方，如果其劫持汽车罪罪名成立，又因为此罪没有未遂之说，因此不管有何理由，刘某都必须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量刑。
二者都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目的。对刘某来说，可以采取抢劫20元钱后租车去金川，也可以采取劫持汽车去金川。现刘某以后一手段，却将被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能说是罪行相适应吗？当两个行为都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去金川会女友，可以说采取抢劫的方式不但简单，而且风险更小。刘某为何弃简单而选麻烦呢？原因将在下面谈。
最后从本案案情看，根据汉语字词解释和本案客观表现，笔者认为刘某在此案中是“有劫无持”。劫持在汉语中的解释是要挟、挟持的意思。“持”在《高级汉语词典 》的解释是：形声。从手,寺声。本义:拿着、握住。如：持笔、持枪、持牢（把稳） ...。二字在这里是挟持,即以某种方式控制某一对象。
刑法中的劫持同样是指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或其他方式控制某一对象。如劫持人质、劫持飞机、汽车等，都是以暴力的方式控制人质、飞机和汽车。由控制来达到某一目的，是劫持行为的终极目的。
在本案中，刘某虽然实施了暴力的方式，将车劫了，但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为来控制汽车和车上人员。如果刘某真正想以劫持汽车的方式来达到让司机送他去金川会女友，他完全有能力来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他完全可以拿刀逼住车上一人，胁迫下车司机再上车为其开车就成。刘某之所以没有控制车上人员下车，是刘某并不想真正以暴力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说穿了，刘某的行为只是想坐霸王车。他拿刀只是吓唬一下，并不打算将事情搞大。这就是其“有劫无持”的真正原因。也是刘某为什么不选择抢劫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真正原因——因为刘某一开始就不想犯罪。
综上所述：刘某的行为因其社会危害性不大，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不应以犯罪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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