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鼓励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4月11日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5年9月22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投资的领域与形式
第三章 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
第四章 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优惠待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鼓励和吸引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个人（以下简称外商）以及华侨、港澳台同胞来本州投资，加快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贵州省鼓励外
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条例》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来本自治州投资、应遵守我国的法律和法规。
第三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来自治州投资兴办符合国家、省、州产业政策经批准立项的项目，除享受国家的优惠待遇外，还可根据有关规定享受开放城市的优惠待遇。
第四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来自治州投资兴办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本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保障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的自主权。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依法按照经批准的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制定生产计划、经营方式、财务收支、利润分配、工资福利、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工招聘及奖惩办
法。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招聘、招收、使用、辞退或者开除职工以及劳动保险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向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
第六条 本条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同级人民政府的对经济贸易部门是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工作的管理部门。
第七条 对联系、介绍、引进外资者，经有关部门确认并通过验资后，由受益单位出资给予适当奖励。

第二章 投资的领域与形式
第八条 鼓励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矿产资源开发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开发性农业、林业、牧业、水利等项目投资。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和自治州现有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第九条 鼓励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在自治州举办第三产业。
鼓励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特别是旧城改造居民住宅建设，并提供便利条件。
鼓励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开发、建设、经营旅游业及其配套服务娱乐业。
第十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可与自治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及其他经济实体举办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
第十一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可以下列形式进行投资：
（一）举办独资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
（二）承包和租赁经营企业，开发矿产资源；
（三）承包开发荒山、荒坡和水面资源；
（四）来料加工、来样来图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六）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十二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可以是自由兑换货币，也可以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认定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或其他财产权利。

第三章 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除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待遇外，自投产之日起，可免征州、县（市）应征所得税10年（黄金、锑等特殊企业除外）。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自建或购置的自用房屋、自用车船，自建成或购置月份起，免征房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3年。
第十五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符合国家规划的条件下，并给予以下优惠待遇：
（一）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企业，土地使用费按照省级开发区产业优惠政策给予优惠；
（二）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依照有关规定免缴场地使用费期满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减半计收；
（三）举办开发性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项目从批准用地之日起，给予土地使用费优惠10年；
（四）经批准自行开发整治的场地和废弃的场地，免缴土地使用费；
（五）因不可抗力，造成经济上严重损失，在免缴期满后，确实无力缴纳土地使用费的，经申请批准，可缓缴或减免土地使用费。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土地开发经营，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法定使用年限内到自治州投资从事开发经营成片土地，可以享受《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优惠待遇，其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
第十七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国内企业同等价格和收费标准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能源、建筑材料、生产原材料、通讯设施、安排施工、运输交通设施及其他物资。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对本企业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受益和处理的权利。外商获得的利润、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往境外。
第十九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摊派任何费用。
对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摊派的收费，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拒缴，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外商来自治州投资兴办电力、公路、铁路、机场、桥梁、林业、水利、矿产资源开发等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建设项目以及自治州鼓励开发的产业，可进行单项洽谈，商定更加优惠的条件。

第四章 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一条 华侨、港澳台同胞来自治州投资兴办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待遇和本条例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二条 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者在自治州境内的投资、购置的资产、工业产权、投资所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并可依法继承和转让。
第二十三条 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可免征州、县（市）应征所得税12年。
投资于能源、交通、原材料、矿产资源（不包括黄金、锑等特殊矿产）开发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等开发性项目，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可免征州、县（市）应征所得税15年。投资企业自建或购置的自用房屋、自用车船、自建或购置月
份起，免征房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5年。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自治州外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来自治州投资兴办企业和举办教育、卫生、科技项目适用本条例。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审批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项目时，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办理。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
第二十七条 黔西南自治州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部门解释。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原颁布的有关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以本条例为准。



1995年9月22日
　　【内容提要】预防性羁押一直备受理论争议，但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规定的方式明确确立了预防性羁押制度或者承认犯罪预防这一羁押理由，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也承认了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羁押理由。面对预防性羁押适用的现实需要，只有通过立法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使预防性羁押的潜在做法制度化、规范化，才更符合　权保障与权力规制的目的。

【关键词】预防性羁押 未决羁押 先行羁押 刑事诉讼法修改 无罪推定



　　预防性羁押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以特殊预防为目的、剥夺被处置对象人身自由的相应措施都可以纳入其中。⑴就刑事诉讼而言，大体可以将预防性羁押的概念划分为广义、狭义两大类。所谓广义的“预防性羁押”，是将“预防性羁押”等同于“未决羁押”，即认为预防性羁押就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以前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予以关押的一种制度，在羁押理由方面与“未决羁押”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例如在法国，1970年以前，其审判前羁押一直被称为“预防性羁押”（détention préventive），后改称为“先行羁押”（détention provisoire）。“当人们怀疑犯罪人有可能继续从事犯罪活动或者有可能为了逃避法庭审判而逃跑时，甚至有可能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阻止预审法官查明事实真相时（隐藏或销毁、湮灭证据，或者对证人施加压力），即使对受指控人实行司法监督的同时规定其履行特定义务仍然不足以阻止上述危险时，先行羁押看来是不可避免的。”⑵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也是采用“预防性羁押”的概念来指称所有的未决羁押措施。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预防性羁押（Preventive Detention）是指：“对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有逃跑危险、有伤害他人危险或实施其他违法行为危险的被告人，或有精神疾病可能造成伤害的人的监禁。”⑶在我国，也有学者将“预防性羁押”的概念等同于“未决羁押”来使用。⑷

　　从狭义的角度讲，“预防性羁押”是与“一般性羁押”相对应的概念，两者根据羁押目的的不同而被划分开来。其中，预防性羁押是以预防被追诉者再犯罪为目的的羁押，而一般性羁押是为了“确保被告于侦查及审判中出庭、确保判决确定后接受执行、确保其不会串证或湮灭证据”。⑸在狭义的概念之下，预防性羁押是“出于保护他人和作为社会整体的目的而对被告进行的审前羁押”，⑹“仅限于防止嫌疑人再犯新罪，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安全。而其他诸如逃跑、自杀、妨害证据等防范内容（属于一般性羁押原因）不应包括其中。”⑺可以说，狭义的“预防性羁押”加上“一般性羁押”大体等于未决羁押（或广义的“预防性羁押”）的范围。⑻从学界有关预防性羁押的讨论来看，大多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预防性羁押的，本文也将从这一角度展开论述。



一、预防性羁押的理论争议



　　自预防性羁押出现以来，有关其是否具备正当性的争论就始终存在。在正反两方的激烈争锋中，否定和批判的观点占多数，但持赞同意见的也不少。概括而言，两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防性羁押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预防性羁押的情境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预测而对其予以羁押有违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这是预防性羁押广遭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对预防性羁押者认为，“所谓的再犯之虞的判定，是以被告过去所犯之罪为基准，显然认为可以从被告过去之犯罪来推定未来之犯罪，就如同以被告过去之前科来推定被告未来之犯罪一样，也就是有罪推定，更何况所谓的被告过去之犯罪，在此阶段还只是嫌疑而已！”⑼美国大法官Thurgood Marshall在United States v．Salerno案中曾经就无罪推定与预防性羁押之间的关系有过如下经典阐述：“捍卫无罪推定原则经常是困难的，有些时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必须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但是，到最后，这些原则必定能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当我们通过走捷径来处理我们认定是有罪的人，不仅那些被错误指控的人会被伤害，我们自己也最终将被损害。”⑽赞同预防性羁押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仅仅是作用于审判阶段的一项证据方面的原则，并不要求所有被追诉者在审前阶段亦被作为事实上无罪者来对待。⑾多数赞同观点还认为，作为未决羁押的一种，预防性羁押是刑事诉讼中可以容忍的必要的“恶”；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包括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都有未决羁押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在未决羁押的理由上，预防性羁押对无罪推定的违反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审前羁押更严重。

　　第二，预防性羁押是否构成对公民个人自由、平等、公平审判等基本权利的侵犯。对于该问题，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不管社会大多数人受益与否，一个被指控的嫌疑人在审判之前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些原则和实际需要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但是这里不是公平妥协的场合，如果原则受到玷污，那就意味着耻辱和悔恨。”⑿同时，罗纳德·德沃金也认为：“依据某人如被保释将会继续犯罪的预测而把他监禁起来等待审判的作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任何这样的预测，如果它是合理的，则它必须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一个人是一个具有某些特点的阶层的成员，这一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容易犯罪。……然而，以对某一阶层的判断为基础就把某人关进监狱是不公正的，不管这一判断有多么准确，因为它否认了该人作为一个个人而要求获得平等尊重的权利。”⒀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提出，“所谓防卫社会、预防将来犯罪之发生，本属行政警察之作用，并非刑事侦查及追诉之任务，将危险防卫之概念引进羁押之理由中，因权力滥用之结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人身自由将受不当之侵害。”⒁也有批评者从预防性羁押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构成审判前惩罚的角度，指出其触犯了被追诉者享有的防御权、公平审判权。⒂关于预防性羁押是否有违社会正义，赞成者认为，如果被告向法官明确表示：“你如果放我出去，我一定再犯罪”，难道不应该羁押此被告以防止其犯罪？释放被告难道与正义不相容？所以应该容许预防性羁押，但对于如何适用应该谨慎、正确。⒃而对预防性羁押是否妨碍被告行使防御权，有观点认为，事实上所有的羁押都会限制被告防御权的行使，并非只有预防性羁押才会如此，这也是羁押的决定应该特别谨慎的原因之一。⒄

　　第三，预防性羁押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在美国，有批评家认为，有关预防性羁押的法律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正当程序保护。具体地说，颁布的大多数州法律只是模糊地界定危险性，允许没有作出明确的危险认定就可以羁押被告人，并且没有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以保护被告人免被错误地认定具有危险性；而且，即使审前羁押制定法在表面上是合宪的，但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也可能违宪。⒅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Salerno案的判决中指出，被羁押者根据保释改革法享有包括获得律师帮助、出示证据、反询问控方证人以及要求控方通过清晰可信的证据支持己方观点等多项权利，而法官在作出羁押决定时要提供书面理由。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这些权利的保护下，审前羁押的程序并不违背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⒆

　　第四，预防性羁押是否有悖强制措施的本质属性。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强制措施被界定为程序性保障手段，其基本属性为诉讼性与保证性⒇。即使在美国，学者们也认为，审前羁押唯一的合宪目的是保护审判程序。(21)基于上述认识，反对观点认为，以预防再犯罪为目的的预防性羁押与强制措施的本质属性是相违背的。例如，有学者指出：“本来，羁押乃为保全被告之最后手段，而非为预防被告再犯之手段；犯罪之预防乃行政执行法或是保安处分执行法之范畴，而非属刑事诉讼法之范畴。”(22)也有学者提出：“预防性羁押与羁押之制度根本格格不入，因为预防性羁押是预防未来犯罪的保护社会安全措施，已经脱逸羁押原来保全追诉、执行的目的。”(23)对此，赞同预防性羁押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并未清楚地说明，为何羁押制度只能为了保全本案追诉与执行的目的存在，而不能增添新的目的……事实上，在刑事程序中加入一个带有行政目的之羁押原因，真正需要去思考的，是再次国家能被赋予多大的行为尺度？针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加以审查？”(24)“尽管审前羁押应当努力确保刑事审判的进行，但是也存在其他的同样被认为是审前羁押合法目的的一些目的。”(25)

　　第五，预防性羁押是否具备对社会危险性的科学统计依据。预防性羁押是基于某人存在可能实施犯罪的重大危险而适用的，因此对危险性的评估、预测是否准确是预防性羁押适用中的关键问题。“如果审判法官不能预测危险的行为，那么审前拘押就不可能与减少审前犯罪的目的合理有关。”(26)批评预防性羁押者指出，“虽然被保释的被告所实施的犯罪被认为是‘打击犯罪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有关这种犯罪数量的统计却是零碎的，而且也没有相关信息显示这种犯罪能够被提前预测或预防。”(27)有数据显示，只有20％被预测危险的被告人如果被释放会确实犯暴力罪行，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法官的危险性预测会比这更准确。(28)对此，支持预防性羁押者认为，一些被告人具有明显的危险性，例如其具有非常多次犯罪记录等，以至于法官被强烈驱使不能在审前释放他们。(29)

　　第六，预防性羁押是否不利于被追诉者的再社会化。有学者提出，预防性的羁押理由并不利于刑事政策，因为这种羁押有着众所皆知的极不良的执行条件，即违反再社会化的短期自由刑。(30)反对上述观点的学者指出，“这样的论点并未掌握预防性羁押在刑事政策上的意义。预防性羁押的执行是为了保护社会安全，从来不是为了受拘束者的再社会化……以减损自由刑之再社会化功能的角度去衡量羁押的正当性，是一种误会。”(31)

　　预防性羁押的理论争议之大，从上述多个角度的正反两方意见对峙可见一斑。总体而言，反对预防性羁押的观点主要是从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未决羁押制度的应然层面提出的，而肯定预防性羁押的观点则更多地是从现实需求的角度予以论证的。



二、预防性羁押的立法例



　　与上述争锋相对的理论争议不同，预防性羁押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高歌猛进”的发展趋势。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预防性羁押的规定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制度，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有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第二种是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制度，但事实上包含或承认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羁押理由，例如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

　　（一）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的立法例

　　德国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预防性羁押制度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在德国，虽然预防性羁押一直饱受学界批判，但立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却越来越广。1935年，纳粹在羁押理由中增加了两项规定：持续的危险性及造成公众的不安。依此，当衡量犯行之轻重以及因此罪行所造成的不安已达无可容忍被告再继续享有自由时，则羁押理由即告成立。(32)虽然上述羁押理由在二战后即遭废除，但由此也开启了德国在预防性羁押问题上不断发展的立法进程：196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法又将危险性规定为羁押理由，但将其限定在性犯罪案件中；1972年，进一步扩张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将其适用于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烟毒犯罪及公共危险罪；1989年，通过刑法修正法将上述适用范围延伸至《刑法》第125a条的犯罪行为。(33)目前，德国的预防性羁押适用于有重要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以下犯罪行为的情形：1．犯有与被保护人发生性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强奸、奸污儿童、强奸或强制猥亵罪；或者2．再犯或连续犯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妨碍社会秩序、以危险方法伤害他人、伤害被保护人、致人重伤、故意重伤、伤害致死、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携带武器进行盗窃或结伙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职业性窝赃、诈骗、纵火等危害公共安全之罪以及重大毒品犯罪。就预防性羁押是否正当的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针对有关性犯罪的预防性羁押作出裁判，认为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为保护社会大众免于遭遇重大性侵害犯罪而发动羁押并不违宪。(34)据统计，在2000年，前西德各州共有1071人被采取了预防性羁押措施。(35)

　　澳大利亚于2005年12月6日出台的《2005年第2号反恐怖主义法》对预防性羁押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四编“控制性和预防性羁押的命令”对1995年《刑法典》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增删。根据该法规定，基于以下目的，对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短期羁押：（a）防止即将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b）为保全证据，或者涉及到了最近的恐怖主义行为。同时也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下列情况下，对其适用预防性羁押：（a）有合理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ⅰ）将要实施恐怖主义行为；（ⅱ）持有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准备、实施相关物品；（ⅲ）已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预备、计划行为。（b）预防性羁押可以预防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c）根据第（b）项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是正当的。(36)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了第101条之一第一项规定：“被告经法官讯问后，认为犯有下列各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实足以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羁押之必要者，得羁押之……”该项规定直接确立了台湾地区的预防性羁押制度。之所以在强调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潮流中增设预防性羁押，其修法理由是：“当前治安败坏之际，被告有继续或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倾向，如犯家庭暴力、纵火、恐吓取财、诈欺等罪行，将犯人放出去，其可能再次实施，如此将对社会造成安全上的威胁”。(37)台湾地区上述修法内容公布之后，虽然招致各界批判，但预防性羁押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日趋频繁(38)，而立法有关其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呈日益扩大之趋势。2001年6月，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有关预防再犯羁押的上述条款又被修正，增加了可以实施预防再犯羁押的具体罪名。(39)

　　上述国家和地区有关预防性羁押的规定虽不尽相同，但也包含一致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