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商业批发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批发的行业管理, 维护正常的商品流通秩序, 保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 繁荣首都市场,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属在本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从事商业批发经营活动, 均按本办法实行行业管理。
第三条 市商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商委) 负责全市商业批发经营活动的行业管理。
市各商业专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 依照国家和本办法的规定, 负责本系统的商业批发经营活动的管理。区、县商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区、县商委) , 在本办法规定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对本区、县商业批发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对商业批发经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下列商品的批发业务, 按国家规定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国营、供销社主营商业批发企业经营:
一、国家专营专卖或指定的商品;
二、国家实行计划管理的计划内商品;
三、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品、劳动防护用品等特殊性商品;
四、市人民政府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的商品。
第五条 商业零售企业一般不得从事批发经营。特殊需要并具备批发经营条件的, 经批准可以在其零售经营商品的范围内, 兼营批发。
第六条 生产企业开办的商业批发企业, 其业务范围只限于该生产企业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允许自销的自产产品, 不得从事非自产产品的商业批发经营。
第七条 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公司以及劳动服务公司, 不得从事与本公司业务无关的商业批发经营。
第八条 私营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 经批准可以从事国家和本市已放开价格的日用小商品、服装、鞋帽、冷饮食品和计划外鲜活商品的批发经营。
第九条 宾馆、饭店、剧场、体育场馆开设的商品服务部和单位内部的小卖部等, 不得从事商业批发经营。
第十条 从事商业批发经营, 必须按下列规定报请市或区、县商委进行行业审查。
一、商业批发公司、非公司批发企业以及外地企业在本市从事商业批发经营, 由市商委负责行业审查。其中, 从事石油产品、化肥、农药、农膜、羊毛、棉纱、棉花等重要生产资料批发经营的, 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初审后, 报市商委进行行业审查。
二、商业零售企业兼营批发, 由所在区、县商委负责行业审查, 报市商委备案。


三、私营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从事商业批发经营, 由所在区、县商委负责行业审查。
报请行业审查时, 应按市商委的规定, 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和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经行业审查, 符合本办法第四至第九条规定, 并具备下列条件的, 由行业审查机关发给商业批发经营企业行业审查证明, 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无商业批发经营企业行业审查证明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登记, 不得从事商业批发经营。
一、符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本市商业批发行业规划。
二、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 其中自有流动资金不少于20万元。商业零售企业兼营批发的, 注册资金在30万元以上, 其中自有流动资金不少于20万元。对经营便民微利和郊区基层供销社零售兼批发企业的注册资金, 可适当低于上述数额标准。
三、有与批发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和商品陈列、仓储、运输设施。商业零售企业兼营批发的, 其批发营业场地面积必须在50平方米以上。
四、有与批发业务相适应的经营管理人员。
五、有与批发业务相适应的商品检验、检测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
六、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健全。
七、所经营的商品有正当的购销渠道。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从事商业批发经营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从事商业批发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 在经营活动中, 必须遵守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税务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下列规定:
一、严格按照核准的批发经营范围经营。
二、使用由市税务局规定的商业批发专用发票。
三、批发、零售兼营的, 批发业务必须单独记帐。批发兼零售企业的批发销售额, 不得低于本企业总销售额的60% ; 零售兼批发企业的批发销售额, 不得超过本企业总销售额的20% 。
四、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建立商品购销存账册和物价台账, 按时向市或区、县商委报送统计报表。
五、执行有关商业批发的各项专业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至五项规定的, 由市、区、县商委视情节轻重, 分别给予警告、限期改正、停业整顿、没收非法所得、处5000元至1 万元罚款的处罚, 直至吊销商业批发经营企业行业审查证明, 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对违反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税务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税务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商业批发行业管理机关工作人员, 必须廉洁奉公, 严格执法。对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 由市商委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1991年7 月1 日起施行。



1991年6月12日
岁末邱兴华案的思考
高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 苏州 215006）
新的一年开始，盘点2006法制，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许最值得回味的是岁末的惊天大案——邱兴华杀人一案。对邱案之印象深刻，主要不是因为它刚刚过去，尚未从记忆里消逝或模糊，而是因为通过该案，给笔者留下了诸多思考。
1、关于邱兴华的精神病鉴定权。
二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提出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从相关的报道来看，二审法庭并未充分说明理由即对申请予以驳回。笔者认为其做法违反了法律程序，剥夺了作为刑事被告人邱兴华依法享有的申请鉴定权。有人提出，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在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时，法院有必须同意的规定，认为是否同意鉴定申请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故二审法庭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并未违反法律程序。笔者同意上述推论的出发点，但认为，这并不能推导出法庭做法未违反法律程序的结论。
从法理上来说，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于无任何相应的证据来表明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鉴定申请，法庭有权予以驳回。但一个难题是，对于相应的证据而言，究竟证据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使法庭负有启动鉴定程序的义务？笔者认为，由于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当然不可能对此作出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故事实上确有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申请书的证据要求不可过高。因为精神病鉴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不能指望申请人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更不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有罪证明的标准来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只要申请人能提供证明刑事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表面的证据，一般而言，法庭就应当予以同意，从而启动对被告的精神鉴定程序。除非当申请人提出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能提出证明被告精神正常的充分的证据，足以排除对被告精神状况的“合理怀疑”，才可以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本案中，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邱连续杀多人，作案动机模糊，而且手段特别残忍，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为，作为表面的证据，应足以说服法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遗憾的是二审法庭却在未进行充分说理的情况下，简单地以一句“不予采信”即驳回鉴定申请。笔者认为，在对被告是否进行精神鉴定这个问题上，法官不应也不能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同理，法官也不是精神病鉴定方面的专家，法官的判断不能代替医学专业的判断。法官过大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导致司法专横和对人权的漠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之一也即在于自由裁量权是否受到严格的限制。
2、外界压力与司法判决问题。
首先，邱兴华连续杀死多人，来自民众的舆论压力巨大，对于未受过专业法学教育，不了解司法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对法治意义的、基于朴素的“杀人偿命”的自然情感，不了解《刑法》中有关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犯罪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规定的伦理价值、以及判决一个精神病人死刑是不人道的普通民众而言，如果法院不判处邱兴华死刑，并对其执行死刑刑罚，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而法庭一旦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至少有证明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之可能。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如果证实邱确实患有精神病，那么邱即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受到压力将是巨大的，特别是来自死者亲属的压力，结下来的将是无休止的上访、“控诉”，法官和法院将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
其次，法学精英界的压力与邱之死。邱案报道后，即受到国内法学精英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贺卫方、周永坤等著名法学家纷纷著文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为邱兴华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学者的呼吁并未被法庭采纳。最近，网上有人指责法学精英们的呼吁是干预了司法独立审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原因在于：（1）学者是基于学者的良心和专业的敏感，为了司法程序得到尊重及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而呼吁，与本案并无任何自身利益上的联系。（2）学者仅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阐述邱案中的法理，从未超出正当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同时亦并无任何干预法庭独立审判的举措。事实上，法庭也并未采纳学者对该案的观点，因此，所谓的学者干预法院独立审判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至于有人所说的因学者的关注，反而因此加速了邱之死的看法，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机制下，也许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笔者同时认为，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学者的作用，学者在其中作用到底有多大，从法庭断然拒绝辩护人要求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中可以看出来，“百无一用是书生”，学者的作用其实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学者在本案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法官到底如何看待学者的意见，只有审判的法官才知道。
另外，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邱兴华杀死多人，属惊天大案，社会震惊、各级部门震惊，之前那么多武警、公安干警等费了很大的劲才抓到他。按照传统的思维，邱兴华绝对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典型。在岁末强调“稳定重于一切”、奉行“严打”的传统政策的情况下，有“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从重”、“从快”也许只能是法院的当然的选择。
3、邱之死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明确废止过去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所有通知。《决定》规定，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决和裁定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6年12月31日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已经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依法仍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决定》同时明确，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十三条的规定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
回到本案中，如果二审法庭同意对邱兴华进行精神鉴定，由于科学的、严肃的鉴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那么邱兴华就完全有可能活到2007年1月1日之后，而届时死刑复核权将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虽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程序正义和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但可能会给二审法院带来来自受害者家属的、社会普通民众的、以及“有关部门”的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的同一日，即2006年12月28日，邱兴华被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邱案一审到二审程序异常迅捷，从报道的二审庭审来看，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分钟。而且，该案辩护律师张桦说，“根据程序规定，我作为邱兴华的辩护人，应该在开庭的前三日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而我是在27日中午11点才接到安康法院的电话。法院的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程序法。”另外，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从报道中未看到出现死刑复核程序，也许是媒体报道时忽略了，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实际上是合一的。事实上，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在于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以保障刑事诉讼中作为最基本人权的被告的生命权。但现实中，由于死刑核准权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下放，由于大量的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而其同时亦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事实上在先见观念的支配下，往往造成死刑核准程序虚置的局面。对于这种忽略法定刑事诉讼程序的后果，正如周永坤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核准程序权，也间接地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
随着岁末的一声枪响，邱兴华的生命宣告结束。邱之死似乎给案里案外的诸多争议最终画上了句号。但笔者认为，邱案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邱案的法学争论肯定不会随着邱兴华之死而马上结束。事实上，邱案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了很多关于司法程序正义、司法独立、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等事关法治走向与命运的基本法理问题。